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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首都

托马斯•马伦认为，华盛顿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到处是老房子和令人着迷的人物。

作者：托马斯·马伦

托马斯·马伦（Thomas Mallon）著有七部小说，其中有《亨利与克拉拉》（Henry and Clara）、《纸盒》（Bandbox）和《旅行伙伴》（Fellow Travelers）。他还撰写了有关日记、剽窃和信札的非小说类书籍。他的作品发表于《纽约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和其他刊物。他目前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文学创作项目（Creative Writing Program）主任。

美国作家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虽然曾经中断过——就是短期到政府部门任职。成就不那么显著的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曾委派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担任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以感谢他为皮尔斯撰写用于竞选的传记。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新政（New Deal）和二战期间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而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则离开哈佛大学到白宫担任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的顾问.

与这些先生相比，我远不如他们声名显赫，但作为生活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特区的一名作家，我对自己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在政府部门做事并不感到惊讶。在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副会长期间，我每天早晨离开家门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的华盛顿老邮局（Old Post Office）。老邮局建于1890年，现在是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办公楼。

老邮局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带有罗马式拱门和浪漫主义风格的钟塔，可以从波托马克河（the Potomac River）对岸远处看到。恐怕我喜爱这座楼甚于我的工作，即使是现在，我偶尔还会怀念五层楼上那个宽敞的维多利亚晚期风格的办公室。办公室墙壁下半截是木镶板；老式的毛玻璃窗和沉重的铜把手给办公室的木门增添了生气；书桌后面是一面巨大的旗帜，使我从来不是那么紧迫的职责带上一种滑稽的戏剧性。我的任职持续了一年多一点，足以让我了解到，这个大房间的第一位主人是威廉·麦金利总统（William McKinley）手下的美国邮政局邮资总监。据我所知，他像我一样，每晚回家写他的小说。

对我来说，华盛顿与其说是上班族的世界，还不如说是想象世界中的主题公园。我的几部小说就是以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历史为背景的，描述的是在当地发生却牵动国家的大事。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遇刺是美国的灾难，但也是亨利·拉思伯恩少校（Henry Rathbone）和克拉拉·哈里斯小姐（Clara Harris）的个人灾难——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在1865年4月14日与林肯总统和夫人在福特剧院（Ford’s Theatre）共用一个包厢。那次谋杀事件为那天在场的亨利和克拉拉后来的整个婚姻生活蒙上了阴影，这场婚姻于1883年以又一宗谋杀案结束——克拉拉被她丈夫杀害。他们那些不快乐的岁月大部分是在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渡过的。后来，在19世纪末期，华盛顿最尖锐的评论家之一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另一个有文学才华的人约翰·海（John Hay）也住在附近。约翰·海多次在政府任职，曾一度担任林肯的私人秘书，多年之后又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手下担任国务卿。

我的伴侣和我每年圣诞节都到海-亚当斯酒店（Hay-Adams Hotel）用餐。酒店于1920年代末期建在这两人私宅的旧址。在往返酒店用餐的路上，我们通常会去白宫草坪观赏圣诞树。白宫坐落在市中心，正如公司老板的房子总是坐落在“公司城”的山坡上。在步行途中的某个时刻，我的视线会被拉思伯恩的老房子所吸引。在这里我会想到大约15年前我的一部小说中再现的那两个不幸的生灵。

供美国总统和及其家人居住的白宫，詹姆斯•霍本（James Hoban）设计，建于1792年至1800年，其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

从拉斐特广场到我居住的雾谷（Foggy Bottom）仅10个街区——这个距离尚不足以消化我刚吃过的圣诞大餐。我的房子地处“古城区”（Historic District），即1890年代建起的一片小砖房，当时周围满是库房、煤气工厂和啤酒厂。如今，这片房子四周是高耸的公寓楼、大学教学楼以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夜间，肯尼迪中心与附近的林肯纪念堂的白色灯光汇成一片，相映成趣。

雾谷最难以想象的建筑物和历史遗迹是原来的美国海军天文台（U.S. Naval Observatory），这个不明智的想法来自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John Quincy Adams），在1840年代成为现实。天文台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雾霭笼罩的沼泽地上，在这里研究天文学无异于在北极种兰花或在亚马逊河畔刻冰雕：由于他们的望远镜无法穿透厚重的雾霭，夜观星象的科学家们不得不早早回家。另外，河边湿地为蚊子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他们比华盛顿市的其他居民更容易感染疟疾。可是，在1877年夏天，这里的天文学家竟然作出了轰动一时的发现：火星有两颗卫星。

这一巨大发现应部分归功于天文台的“计算人”——一批女职员承担了繁琐的计算工作，把天文学家们从这一苦差事中解放出来。正是这些计算人中的一个——至少是她们的一个艺术化身——成了我的一部小说《两个月亮》（Two Moons）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我把她称为辛西娅·梅（Cynthia May）。在我的想象中，辛西娅住在F街一处寄宿房，收入微薄，勉强度日。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文秘人员数目激增，辛西娅便是其中一员。事实上，正是这些新居民使华盛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

在那次发现后，华盛顿人蜂拥到天文台透过望远镜观看火星卫星，借观天象来消解这里通常难耐的酷暑。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血战一个月后也来到这里，透过天文台的穹顶观看大角星（Arcturus），从茫茫穹宇中寻求更深的慰籍。今天，我在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一侧骑车健身时，仍能看到那沐浴着阳光的穹顶。华盛顿的居民已经告别疟疾，但哮喘依然常见，我的哮喘颇有进展，让我感到自己是本地人，而不是外来客。哮喘的高发病率可能是我们为这么一座鲜花似海的城市付出的代价；每年四月樱花盛开时，如潮的游人比游说客还要多。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写出以华盛顿为背景的四部曲小说，其中一些故事的场景从我那狭小的前院就能看到，或者差不多能看到。你如果走出天文台并跨过23街，便到了国务院，我在写完《两个月亮》并开始创作《旅行伙伴》时差不多就是这么做的。《旅行伙伴》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其背景就是这个政府机构。我目前着迷的建筑是环水而立的水门大厦，透过我楼上书房的窗子就能看到它。1972年，设在这座大厦中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被盗，后来的事便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而对我来说，它成了历史小说。

这个曾经是超现代的涡旋式建筑群如今看来有些剥落和古旧，就好像“水门事件”中至关重要的录音带在眼下的数码时代显得如羊皮纸那么古雅一样。然而，如同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水门大厦仍然是吸引游客目光的磁石。有时可以看到游客在这个建筑群前摆好姿势，举起手臂，打出尼克松总统习惯摆出的胜利手势拍照。雾谷的居民经常到大厦底层的超市或药店购物。除此之外，他们对它并不在意，正如纽约人对自由女神像或帝国大厦视而不见一样。

我多少仍是一个纽约人，每个月我在这个至今我依然称为“城里”的地方拥有的一个公寓中住上几天。这是一个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都市世界，人口密集，看不到一棵树。在曼哈顿，小说家与想当演员的侍应生一样到处都是；在华盛顿，我们稍微有点独特。在这里如果有人介绍你是作家，人们会以为你是一名报道政治新闻的记者。

这两座城市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方面存在差异。在纽约，酒店经常被改作公寓，而在华盛顿，似乎更经常出现相反的情况。乘飞机到纽约的旅客看到曼哈顿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从低洼的郊区环抱中拔地而起，但是进入华盛顿的旅客的感觉几乎是置身于一个平坦的体育场。首都的建筑都很低矮，四周和外围的公寓楼日益凌驾其上。里根国家机场离市区很近，但是尽管如此，那里已经是弗吉尼亚的地盘。华盛顿被视作美国政府的中心和“自由世界的首都”，但它几乎与美国大城市排名榜无缘。其人口名列第27位，仅高于拉斯维加斯（也是一座“公司城”）。

对于演说家而言，贬低华盛顿始终是一种时髦。众所周知，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把华盛顿戏称为具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而当代政客总是向选民表白他们渴望回到“远离[首都]环城路以外”的地方，似乎走出这座城市才会有清晰的思维和健全的价值观。但是习惯于看到总统和国会领袖们交替更迭的华盛顿居民们这些日子对这座城市普遍感觉良好。近年来特区政府的腐败明显减少，市区基本上已经看不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后发生暴乱所留下的创伤。尽管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高大的建筑吊车依然构成市内的一道风景线。

华盛顿网格状的街区被斜向穿插的大道和环形路口切割得七零八碎，使驾车人如入迷宫，宾夕法尼亚大道穿越白宫门前的一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在“9.11.”之前已经封堵）更使交通状况雪上加霜，再也未能回到往日的水平。但是，现在与白宫相邻的草坪为步行者提供了便利，使他们感到白宫比过去更贴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华盛顿不仅希望游览白宫，还要看一看来自家乡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办公室——对于其主人而言，这些地方都只是短暂的落脚点。前来观光的公民们对华盛顿可能与对纽约的评论相似：“这是一个游览胜地，但我不会选择在这里居住。”他们说这话时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因为他们知道，宪法确立的民主代议制赋予他们和首都居民同等的权利。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艺术中心